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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前世今生

——评叶文心撰写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发布时间:2018-05-07  来源:唐卡报唐卡网

  作者:侯杰 李净昉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放的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和思考。为什么一部纪录片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缘于大学与中国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众所周知,从1999年,中国开始进入大学迅猛发展的历史时期,由精英教育逐渐演变成普通教育,每年在校大学生2000多万人,大学毕业生也有600多万人。于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共同的话题与大学、专业扯上了关系,与无数个家庭的生活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概况

  那么,作为现代大学启航过程中的民国时期的大学究竟是怎样的呢?由著名学者叶文心教授撰写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一书以现在教育比较发达,学者云集,学子向往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为研究对象,重点剖析了诞生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孕育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等公立、私立、教会等不同类型之大学的不同办学风格、校园文化,解析了一所所大学与社会、经济、政治、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多重互动关系,阐述了聚集在城市之中的大学之灵魂——中外知识分子虽然致力于国际化潮流的冲击之中,但受制于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客观环境,在教育、学术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逐和博弈间所显现出来的无所适从、面临困境又不断抗争、寻找出路的复杂进程。实事求是地说,该书是叶文心教授在中国近代大学史、高等教育史、城市文化史等领域的一部力作,冯夏根等人翻译成中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

  叶文心教授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赴美国攻读博士。1984年,她获得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上海城市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1994—2000年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该校历史系讲座教授暨东亚研究所所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蜚声国际学术界。

  因此,《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一书具有把握议题准确,研究问题深入,凝练主题全面而系统等优点,值得充分重视。

  议题把握准确

  所谓把握议题准确是说,叶文心教授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认识和了解相当精到,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研究的重点和时间段限。例如,叶文心教授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几个重要年份,1919年是其中之一,1937年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前者是五四运动爆发,而后者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抗战开始。这18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变革深刻的时代。从高等教育史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将近四分之三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是在上海、北京和南京的学院和大学接受教育的。因此,将研究重点放在这一时期,集中于这些城市,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然而更令人叹服的是,作者并没有就此而封闭议题,而是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处理相关问题。其一,表现在时间的上推,从废除盛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她在写在书前中说:民国时期的深刻变革,起源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学培养的新型知识精英从此和国家官僚体制发生了断裂,不再像传统时代那样一脉相承,十分顺畅。大学里讲授的专业知识和国家、政党所着意灌注的意识形态有所背离。因此,叶文心教授从英文教学、国文教学与学识养成入手,切中要害。然后对圣约翰大学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交通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与中国教育机构从地方士绅主导的书院转变成中产阶级的大学等一系列主要问题展开论述,解读上海大学与革命理想的生成、发展,带有个案分析、解剖麻雀的性质;最后,又综合论述了大学的生活状态,社会思潮的此消彼长。正是由于叶文心教授很好地把握了近代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彻底重组的历史脉络,所以对从1919年到1937年间高等院校跟主政者关系的分析、论断比较精准。

  其二,表现在对地域的选取上。尽管叶文心教授的研究重点是民国时期北京、上海和南京的高等院校,但是并没有画地为牢,而是巧妙地以笔者研究较多的坐落于天津的南开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校、天津工商大学以及坐落在广州的中山大学等作为比对的对象,结合议题适时地进行跨地域的综合论述,从而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扇认识民国时期大学生活的图景,各具特色,异彩纷呈,令人受益匪浅。

  研究问题深入

  所谓研究问题深入是说,叶文心教授通过努力,解答了人们普遍关心,但是没有认真解决的问题。如学者们普遍认为民国时期的私立高等院校,不论是本国的学校还是教会学校的收费都比公立大学高得多。那么究竟高多少呢?一直是个谜,亟待人们的破解。对此,作者迎难而上,以科学的态度,展开深入分析。

  在她看来,阐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学杂费问题,不但要考虑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区别,还要考虑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差异。民国时期,国民党创立的一些党校,如训练高层党政干部的国立中央政治学校等,不仅不收学费,而且还免费提供食宿和制服等。(第135页)除了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如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之外,其他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要收取学费。(第134页)而设立在浙江的杭州大学,设立在武汉的武汉大学,设立在广州的中山大学等学费也很低,每学年为20元。私立大学的学费则高达70-100元之间,周恩来的母校——天津的南开大学以及上海的复旦大学学费都是100元,福建的厦门大学,由在东南亚致富的海外华人陈嘉庚捐资创建,学费70元。上海的同济大学是一所有德国背景的医学与工程技术大学,学费极高,每学年为210元。(第134-135页)透过珍贵的一手资料和大量具体数字,人们对民国时期大学的学费问题有了比较真切地认识和了解。

  除了学杂费外,如何筹集和使用经费,也是大学校园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文心教授敏锐地发现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避开的这一问题,并作出基本判断:学生们愤世嫉俗的态度破坏了学校的纪律和秩序,造成学潮。作者以1926年春天南开大学发生的一次严重的罢教事件为例,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一罢教事件起因于《南开周刊》——一份校园学生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拜金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匿名作者是一位南开的学生,讽刺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热衷于筹款及其他与金钱有关的事物,像是在向同学们暗示张伯苓校长对金钱的兴趣是为了自己获利。张伯苓校长对此极为震怒,无法忍受无端猜忌和攻击,于是在全校的周会上大加抱怨。结果,广大教授和职员们认可张伯苓校长对募集经费的努力,为学校财政的正常运转所做出的无私的贡献,对他受到这位学生的侮辱和伤害给予同情,实际上也就是声援。不仅如此,南开大学的全体教授还决定,为支持校长而罢教,只有在学生做出正式道歉之后,才结束罢教。(第140页)经过这场罢教风波,张伯苓校长的威望更高了,并没有因为个别学生的不解与误会,甚至攻击而降低了在全校师生中的权威,也使更多的教师和学生领略了一代著名教育家的风采和人格。

  作为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校长,张伯苓一生廉洁。晚年的时候,他对孙子张元龙说:咱们家留德不留财。当笔者亲耳听到张元龙转述老校长这番话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与民国时期那些以办学为牟取个人或家族私利之手段的人相比,真是有着天壤之别。难怪人们这么关注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了,人们希望从中获得某种激励或启示,引发更多的思考。

  全面系统地阐明主题

  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主题是说,叶文心教授通过比对的方法,对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展开比较深入的解读,有效地丰富和完善了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相关论述,建构起启航中的中国大学形象。作者借助大学中英语教学和研究中的普遍使用,阐述了蹒跚学步中的各个高等院校所经历的挫折与艰难,以及探索中所付出的一些代价。

  在作者眼里,英文考卷的长度有时也反映一所学校对外语能力重视的程度,北京大学的英文考题不过3道,南开大学的试题有8道。(第6页)而聘用外籍教员,教授英语的会话及作文,更能说明问题。显而易见,掌握英语有助于学生在欧美国家强势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把握机会,在城市的贸易、金融、制造业和其他新兴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第8页)叶文心教授没有单纯从英语教学来研究大学,而是结合人才培养、学术发展方向等更广泛的领域展开,可谓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切中要害。

  因为大学对英语的高度重视,使得坐落在这些城市里的著名中等学校跟那些处于穷乡僻壤、风气闭塞的地方城镇学校在风格上迥然不同。作者把目光转向南开中学,以此为例,详加论说。叶文心教授明确指出:南开中学的学生需要学习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对数、微积分、化学和世界地理。这些课程用中文教授,但主要使用的是英语教科书和英语术语。尽管学生中很少有人能够熟练地用英语来表达,但他们大都借助英语词典来设法掌握这些学科的知识和文化。这些学生通过3年的学习都能获得足够的英语阅读能力,在大学录取考试中成绩优异,而且在大学入学后一直保持较高的阅读和翻译能力,即使在对话和写作上可能略逊一筹。(第4页)

  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基本上是不错的,但是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和余地。据在南开中学接受系统教育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五四时期,我跟张伯苓先生说过,我从中学三年级起,耳朵里就不大听中国话了。除开国文课,还有一个中国先生讲中国话外,英文、代数、三角、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都是用英文教,用英文教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科学术语,要我说成中国名字,我还说不出来。”(《周恩来同志1951年9月29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的讲话》,郑致光主编:《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第54页。)

  由此可见,该书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还有待发掘更多的校长、老师、学生对学校的回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相关论说。

  更为重要的是,南开大学还经历了“轮回风波”,开展了“土货化”运动,实现了办学方向的调整。1928年2月,张伯苓亲自主持和制订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要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为民国时期中国高等院校率先垂范,闯出一条新路。这不仅为南开大学赢得一新生命,而且也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总之,该书的整体结构完整,观点明确,资料详实,仅注释和索引,就占了全书的一半篇幅,立论基础相当雄厚,也便于初学者和其他领域研究者的使用。总之,该书是一部成功解读中国大学前世今生的研究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南开学校以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也有一定的助益。

  (本文作者侯杰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净昉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李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