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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反日运动

——文化外下的外交争夺

发布时间:2018-06-15  来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英、法、德、俄等欧洲传统强国的弱,美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开始具备争夺全球霸主的实力;日本也一跃成为东亚强国,并具备了在东亚地区争夺主导权的实力;中国则并未因战胜国的身份而提升自身国家地位,因南北之争、派系之争而导致的国内政局愈发动荡。中国成为美、日两国实现其各自国家利益的竞争场所之一,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受挫以及由此激发的“五四”运动,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两国争夺的状况。

  事实上,两国在华的外交争夺早已开始,晚清时期哈里曼的东北铁路计划即可算作一例。辛亥革命爆发后,日、美之间在华的竞争既有经济利益上的竞争,也有政治利益上的竞争。与日、美两国所进行的传统争夺不同的是,本文将关注点定焦于文化领域。伴随着美、日两国国力的上升,两国在华所展开的竞争,并非限于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而是延展至文化事业方面。在文化外下所进行的外交争夺,更能体现出两国外交政策实施上的差异,及因此而展现的民族性格。正如学界所认识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关系,不仅取决于军事和经济事务,而且同样取决于文化事务。

  一战时期美、日两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兴起

  国际关系史学界将从文化角度研究外交史的方法称为“文化交流法”。从国家安全和经济角度研究外交史常以国家作为出发点,而从文化角度研究时,其对象却是个人及其交往,或是人们生产的商品和观念。这样来区分正式与非正式联系也许是困难的。但是,对于那种通常强调国家间关系,或强调以国家手段来保护和促进经济利益的外交史来说,着重研究个人却是一种非常需要的矫正剂。许多个人和团体或得到国家的首肯,或与此无关,与其他国家的个人和团体建立了联系。国家可以参与这一过程,但除非首先注意个人交往,否则就无法研究这一现象。文化交流并不都是由于个人主动性而发生的,有些个人间交往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超出了非正式层次。国家往往会介入此事,把促进文化交流作为外交努力的一部分,或者为涉外人际交往确定一个框架。

  从19世纪90年代起,华盛顿官员对美国人在海外的所作所为大感兴趣,试图把这些人的活动纳入促进国家利益的轨道,特别是通过创造一种有助于扩展美国贸易和投资的国际环境来达到这一目的。正是这种国家政策层面的引导,到了“一战”时期,当面对日本的外交竞争时,作为美国人的个人,不自觉地就贯彻了这种政策。

  入江昭曾指出,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以个人身份自发地越过国界,从事商务、宗教、教育等活动的美国人。商人、传教士、科学家、教师、海员和旅行家往往是与其他国家人民建立联系的第一批美国人,他们的行动先于领事和海军军官。这些非官方外交人士的所见所闻,他们传回国内的报道,构成了美国对外关系方面丰富的遗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活动确定了20世纪初叶以前美国与世界各地的关系。

  威尔逊总统上台后,一改美国外交的传统思路,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这一最终目标下,提出了价值观和理想等意识形态的目标,把19世纪末以来的重视美国海外个人作用的政策予以具体化。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为促进美国文化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积极推行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他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能够朝着光明自由生活的方向发展,以毫无私心的目的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在此国家政策背景下,驻华美国传教士以及普通美国人成为政策的践行者。

  此一时期美国的对华外交及其政策出现的文化与外交结合的新特征或许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某些零星的闪现,但尚未明确具体。把文化和外交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也并非新创,只是将其用于探究“一战”时期围绕中国发生的美、日外交则较为少见。

  当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悄然出现了新的因素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爆发的消息传到东亚以后,中国和日本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中国官方“最初的担忧是:在华有利益的各国是否会藉此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尤其是日本,是否会借机侵华?”源于防日之心理,北洋政府在短短九天之内即确立了中立之立场,以避免将战火引入中国;与此相反,日本的大隈重信内阁却将这场战争看作是大正天佑,先是于1914年10月占领了赤道以北所属德国的南太平洋诸岛,11月又迅速以日英同盟之名对德宣战加入到战争之中。日本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即趁“一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一举奠定在华的特殊地位。

  美国远在太平洋彼岸,最初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这个主要舞台,虽然朝野上下包括舆论皆对日本出兵山东表示疑虑,但仍然不愿意“纠缠于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国际争端中”。但是,生活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传教士、报人等在华美国人,对于日本的侵华却有近距离的感受。美国公使芮恩施经常收到中国官员及精英的请愿,袁世凯也向其吐露对日本企图的担心;美国驻各地的领事,如青岛领事裴克更要面对日占山东后给当地英美人带来的不便以及日常生活中关于日军暴行的消息。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抑制日本在华的进一步扩张,为美国商业在华发展创造条件。

  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是美国对华、对日态度产生转变的重大转折点。威尔逊政府最初在这件事上,遵循的是国务卿布赖恩容忍中日特殊关系的绥靖政策,但日本对华的“实力压迫外交”使威尔逊总统大为震怒。同时,在芮恩施、美国在华传教士等在华美国人的相继抗议之下,威尔逊政府公布了《第二次布赖恩备忘录》,宣布绝不容忍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日本在“二十一条要求”上的外交策略及“日美对立不仅是威尔逊对日不信任的原点,也成为决定此后威尔逊政府对日政策的重大原因”。此后威尔逊在对华外交政策中掌握了主导,衍生出其对中国反日运动采取同步与援助对策的构造。这一构造就是赋予门户开放政策以新的理解,“把增进美国文化影响的愿望置于塔夫脱提出的经济计划之上”。威尔逊政府希望依靠驻华外交官、传教士和美国在华报人等,将中国这一个新生的民主共和国打造成一个符合美国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国家。

  多重视角下驻华英美人士参与的“五四”反日运动

  自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美国开始改变了在中国问题上的对日外交政策。驻华美国人开始承担起从文化上抵制日本侵华政策的角色,他们投身于中国的反日运动中,并尽力给予各种可能的帮助。出于国家利益和文化宗教上的一致性,在华的英国人也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虽然此时英国尚与日本订有英日同盟条约,但在对华外交上,日本的行为已经侵犯了英国的底线,亦已经违背了英日同盟的宗旨。在华英人参与到反日运动中,亦可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国家政策与个人行为的复杂互动之处。

  学界对反日运动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对于英、美人的参与过程及细节仍缺乏探讨。早在1917年4月,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华开展新闻宣传,向中国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和外交理念,争取中国人的好感。

  在华美国人的活动是卓有成效的,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亲美派势力日渐扩大,主要就是依靠他们人数众多的传教士巧妙的活动。传教士通过与学生、地方精英的日常交往,传播了基督教义,使周围的中国人共有一个信仰。他们把美国的民主主义通过演讲及印刷品,散发到中国普通群众的手中。他们同时把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作为金科玉律,将之翻译成中文,在各地进行演说,宣传日本乃军国野心,在中国人中间唤起对美国的依赖之心。所以说传教士配合中国的反日运动,契合美国的利益,发挥的是一种推波助澜、引导性的作用。正如陶德满在报告中指出,他们的工作取得了成效,“一种陌生的渴望极大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受山东问题的影响,英美人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其中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政府,尤其是驻华公使芮恩施以及其领导下的美国领事亦发挥了支持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直接参与反日运动的是传教士,但美国官方在背后的默许体现的是对威尔逊“传教士外交”政策的贯彻。日方的材料亦证明,日本从未把五四运动看成仅仅是中国人的反日,亦将之视为日本与美国在华利益争夺的一部分进行考量。美国对“一战”期间中国反日运动的参与,自然与当时的驻华公使芮恩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但同时亦体现出,尽管美国国内对日本的态度存在分歧,甚至还出现过“石井—蓝辛”协定,但总体而言,对于日本在华的行径,美国是持警惕和怀疑的态度的。遏制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成为当时美国多数决策者的共识。

  美国在华人员的反日宣传,其目的并非仅仅是帮助中国,另一方面亦是出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需要。在美国外交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定程度的反日宣传,有利于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巴黎和会前后,美国一方面允许了在华美人的反日宣传,另一方面亦在对日外交方面进行了多方的妥协,在山东问题谈判的关键时刻,最终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分析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结合在华美人的反日宣传,可见舆论宣传与国家外交方针的复杂互动。总体而言,美国在华的反日宣传获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并给日本造成了舆论压力。

  日本国内的主流媒体刊登各种评论,认为是美国人在背后唆使了中国的反日运动,其目的是扶植亲美势力,并最终将日本逐出中国。与美系在华报纸相对抗,日系在华报纸亦不遗余力地开始批评美国,日本与美国在华报刊的这种斗争可以通过“五四”时期的山东得以了解。

  对于中国而言,美、日两国在华的斗争可以通过不同派系的反应而做进一步的理解。“亲日派”或“亲英美派”的提法或许失之简单,但却可以直观体现出中国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政策趋向。在维持各自团体小利益的同时,如何能借助外力维护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是各派的核心关注点。广大民众的爱国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团体所引导的。《益世报》被查封后,美国曾极力予以援救,希望能继续经营该报。《益世报》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日、美两国对文化舆论的主导斗争已经势同水火。美国在华报人曾试图挽救被查封的《益世报》,但这种以“报纸具有美国背景而不得查封”的观念及干预方式,激起了北京政府的不满,这也从事实上干预了中国的内政。北京政府此时的外交主要是针对日本,《益世报》虽然主观出于爱国情感,但从策略上未必是上策;美国拯救《益世报》的主观亦同样出于善意,但却触碰了中国的内政,其形式并不受欢迎。

  五四运动时期美国在华文化势力的参与引起日本决策层的关注,日本希望通过相应的文化措施挽回在中国丢失的人心。从国际政治的根本而言,无论英美还是日本,如果不能废除在华的不平等条约,而是继续以不平等条约特权作为其实现各自在华利益的工具,则从根本上并不能改善中国人的观感,所谓的亲日或亲美亦只是一时一地的暂时现象。这也是后来“革命外交”兴起的根本原因,并使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20世纪20年代最能鼓动中国人心的政治口号。在美国强势外交及文化的攻势面前,日本借重“东洋与西洋”这一固有的东西文化命题作为抵制美国宣传的工具,希望借同属东方文化的特性来笼络中国人心。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曾非常希望能与中国一起废除种族歧视,日本此举可以视为从东西方对立的角度而做出的外交举措之一。为了消除“黄祸之说”,日本提出在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宪章中增加种族平等的规定,并希望能得到中国代表的支持,但最终结果是威尔逊否决了日本的种族平等要求。郭春秧此时提倡孔教与中日亲善,亦是此种大的背景下的产物之一。

  争取到中国人的好感,并非仅仅通过文字宣传等表面文章就可实现。能否放弃已经获得的在华特权及利益,是试验是否真心对华友好的标志之一。

  民国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能够参加“一战”,其条件之一就是获得贷款,并要求列强同意延缓庚子赔款。中国人非常希望列强能够效仿美国放弃庚子赔款,日本外务省曾认真考虑过通过放弃庚子赔款来缓和中国的敌对情绪,并希望将庚子赔款用于文化事业建设,以培植中国的亲日势力。日本此举,意在仿效美国,借放弃在华庚子赔款营造出的良好对华关系氛围。

  文化教育还是文化侵略?比较背景下日本对华文化政策的审视

  近代中日关系中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并且牵涉到在华的各种国际势力的消长;它也不仅仅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问题,在华普通欧美人或者日本人的利益冲突往往会对各自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美、日在华的文化冲突,与其各自在华文化事业的发展模式及执行人存在密切关联。晚清以来,传教士在中国首创了一种不同的教育模式,而到“一战”时期,这种教育几乎都把持在美国人手中。美国在中国教育界所占的地位是靠退还庚子赔款得到的,这一点众所周知。大多数列强,如果他们的说法可信的话,那时候他们都只要求赔偿实际损失,但是美国所要求的(并且得到的)数字还远大于实际损失(这是评论家的说法),他们把多余的款项很“慷慨”地退回,用于在中国办学和选派学生留美。美国人的这些举动,从政治上、商业上来说都有充足的理由。越来越多受过美国影响的中国人在国内担任要职,而他们都深信美国是世界列强中对中国最友好的。

  “一战”前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社会文化现象。若要准确客观地理解这些现象,不但需要考虑中国自身的历史环境,而且还需要联系当时的国际背景、国际关系。列强在实施对华文化政策的过程中,是离不开中国人的。就像郭春秧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个“爱国华侨”在自己的故乡兴修水利、开办学校、赈灾、兴孔教运动,如果只从中国这一方面来看,往往会将其归类于社会慈善活动范畴中而大加赞扬,但其实却是日本对华政策转变的一个尝试。目前,国内反日运动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不过往往只注意到中国的状况,却忽视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之下,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一战”后日美的势力角逐及其所引发的东亚政治格局重构,对中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在各国近现代史资料趋于开放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更广阔的国际关系史视角,通过进一步挖掘各类中外文献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把宏观的历史关怀与细致的资料考证相结合,才是进行中国近代史问题研究时应该采用的方法。

  一个政策的出台,受到的影响是各方面的,本书仅选取了其中一个侧面,即在“一战”背景之下,日美在华竞争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上:欧洲列强暂时后退、日本积极扩张,成为东亚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帝国主义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崛起使日美两国成为东亚舞台上最有竞争力的对手。这种变化不但影响了中国的民族运动和政局变动,同时对美国、日本的外交政策、在华美国人、日本人的生活均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则揭开了“一战”后日本对华政策调整背景中的一个侧面。不可否认的是,在思考日本对华文化政策的调整时,还需要顾及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扬、共产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等意识形态的冲击等因素,但无论哪一点,都可以说是“一战”带来的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高莹莹)

[责任编辑:赵丽娇]